为什么台北街道那么干净，却看不到一个垃圾桶？
文：李承鹏
我流窜台湾，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我两眼放光，因为又发现一件好玩的事情：每天傍晚七点左右，我住的小酒店旁边那个巷口就会准时涌出不少男女，拎着制式相近的袋子站在路边，秩序井然、蔚成建制，仿佛在等待一件重大的事…等我吃完便当返回街口，人们退潮般忽又不见了。训练有素、每天如此。我一度在「快闪行动」和「传销组织」中做着大胆选项。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居民们在排队倒垃圾。
这就是著名的「垃圾不落地运动」。我曾很奇怪台北街道很干净，为什么却看不到什么垃圾桶？原来，台湾不仅随地扔垃圾被人鄙夷，每个人也必须是垃圾的第一个处理环节，台北规定市民须用专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类，分「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在指定地点、时间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连马英九都亲自上阵示范。由于垃圾袋需付费，更由于民众已建立减少垃圾制造的自觉意识，仅台北就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每日掩埋2501吨减少到现在的每日掩埋55吨。垃圾焚烧量大大减少，空气质量大为好转。
想象2300万人口的台湾，每天傍晚固定时间，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路口整齐划一分类和运送垃圾，风雨无阻，这画面实在有些震撼。差不多同一时段，不少的大陆居民正守看疗伤节目，或大跳广场秧歌，骂环境污染，然后一地垃圾…也挺震撼。
肯定有人要夸台湾民众就是素质高。可是，大量的历史图片和文本记忆表明，过去的台湾也垃圾遍地、蝇蚊成群。你要是批评餐馆老板乱扔厨房垃圾，他还会瞪眼睛。又有人归功于台湾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也许这有一定的功劳吧。就在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蒋介石针锋相对地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力宣扬传统道德文化，每一间教室都挂上了「礼义廉耻」。可是如果你不那么诗意化，就会发现这项运动推行了一、二十年之久，台湾仍旧肮脏，官商勾结、警|匪沆瀣一气。人们互不信任，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
为什么传统文化和美德二十年不显灵，忽然就大放异彩？我问过很多台湾人。他们也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奇怪地看着我，反问：爱护环境不好吗，待人礼貌不好吗。当生活已习以为常，置身其中的人们倒忘了最初的原因。
一名台湾学者说：解严之前，政府也投入过上亿巨资治理污染，但效果不佳。1996年，台湾第一次开始直接民选总统；1997年，全民参与的垃圾不落地行动，大获成功。另一名曾因上了国民党「黑名单」十年被禁止回台湾的教授说：过去台湾人也凶巴巴的，1990年我回国以后发现，人们忽然变得讲礼了，制度变了、人心就会变。
对于他们的答案，我没有答案，我甚至怀疑这太偏于政治诠注。民主并不能直接带来美德，南非打劫、印度轮|奸的事也并不少见。我不得要领，仍然每天看到人们拎着大包小包在路口等待垃圾车响起那标志性的音乐，低声交谈、邻里融洽的样子。有一天，我忽然有个阴暗想法，忍不住问一名卖「面线」的摊主：「既然专用垃圾袋需求量这么大，有没有商家生产更便宜的仿冒垃圾袋，商家赚钱、居民省钱，反正收运垃圾的人员也不会仔细检查是否正版垃圾袋。」他显然没准备充分，眼神直直地看着我，想了一会才说：「这袋子卖的钱用来做环保的，我们买假冒商家的，政府怎么有钱做环保。」我又问：「政府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悄悄得点好处就可以了。」他看着我，有些恼怒地说：「要什么好处，这里就是我的家，这样子做对不起自己啦。」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曾访问过的方荷生也这么说过。我被触动到了什么…台湾过去垃圾遍地，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现在台湾全民参与垃圾不落地，其实是在参与一场每天进行的社会管理。
当台湾在独裁时代，即使独裁者真心诚意进行道德建设、呼吁社会责任，但一切由独裁者决定，民众不会认为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无权参与管理社会，也就无意公共道德。垃圾遍地、同流合污成为常态…当台湾转型，哪怕并不十全十美，可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主动配合，其实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人性就是这样，参与度是与道德感成正比的，无权利、无义务，无参与，也就无责任。
我本还想问那摊主一句：「不怕那些垃圾袋的钱被官员贪污了吗？」但是没问。我想起那天在台北市议会，我问：「有没有市民跑来告官。」工作人员带我到一间大办公室，说：「这就是告官的地方，议员接到投诉就可以发动质询。」想不到台湾也有上访办，联想到于建嵘先生的经历…
我就问：「要是议员包庇官员怎么办？」他说：「怎么会？议员巴不得有斗官的机会呢。」我又问：「要是官员贿赂他，怎么办？」他说：「多少红包能堵住他的嘴啊，下次选民就不选他当那个选区的议员了，他就亏了。」我继续追问：「要是红包大到让他无法抵挡诱惑呢。」他耐心地解释：「就算这名议员私结官员，民众还可以找其它议员，那些议员正愁没有出名的好机会呢。」我近乎耍赖地问：「要是这个官足够大，把其它议员都买通了呢。」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多大的官，陈水扁的官够大了吧…」
这样奇怪的眼神，我已很熟悉了。有一天逛马路，我心血来潮地问陪同：「如果老人摔倒路边，你们敢不敢扶起来？」她看了我一眼，回答：「当然会快快扶起。」我追问：「如果老人说是你撞倒的怎么办？」她眼神震惊，问：「老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都觉得自己有些阴险了，但坚持问：「要是老人没钱治病…」她斩钉截铁回答：「不会啦，所有老人都有健保计划，为什么要诬赖别人。」
台湾的全民健保（也就是我们说的医保），曾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称为「台湾奇迹」。它获得的盛誉就不用说了，总之它是以个人所得横向转移，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从而真正做到了社会共济，很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可是它也常被诟病。比如有的老婆婆没病也要一个星期跑几次医院，有的人明明在美国工作，却坐飞机回台湾看牙齿…由于政府补贴太多，台湾民众就批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在养懒人。
睹此现状，大陆官员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台湾全民健保有种种弊端。」原来，这些年官员们一直在帮我们享受免费医疗的种种弊端。
体制内还是有好心的官员。我知道一个叫朱幼棣的人，曾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多年来一直坚持调查中国的医改问题，仗义执言。退休后他写了一本《大国医改》，讲过一些故事：有一天，他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求医的病人。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因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朱幼棣问有用吗。老工人说：「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相信石头能治病…朱幼棣说，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次在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是否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让底层患者得到一些必要救济。社保部的专家当场就表示反对，他警觉地表示：「这样搞，边境上的农民就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倒卖到国外去」。
朱幼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这位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故事的悲伤，其实还不是民众看不起病，而是有些官员和专家，习惯性把看不起病的民众当贼看了。
不好意思跑题了。回到台湾健保，台湾民众时时防贼一样防着马英九，他们说这个总统力挺健保，其实是为捞政治利益、攒民意。马英九只得解释：过去五年世界动荡、金融危机，但台湾的社会安全网之所以一直发挥效果，这与完备、低廉的健保有绝大关系。他重申，健保对「病」和「穷」的民众，是很重要的保障。在台湾，民众才是真正的主人。
说实话，台湾也问题多多，两党之争影响效率，失业率上涨，在大陆这个巨大经济体面前，它那么寒酸，一个项目的上马得吵好多年。台湾转型并不完美，可是走在街上，每个人长着一张从容不迫的脸，每双眼睛里都透有主人的尊严。他们配合「垃圾不落地」，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不怕官，自己才是这座岛最大的官。老婆婆不讹路人是因为她有「健保」，很多超市门口会有一个捐发票的爱心箱，人们买完东西就自觉把发票投进去，最大限度保证发票中奖的彩金能锁定病穷群体…他们投票的动作一向这么熟练，表明这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台湾的传统文化没有被统治者刻意破坏，民众普遍有宗教信仰，但说道德改变了台湾也不太靠得住。台湾人与大陆人同文同种，50年前台湾人并不比大陆人更有道德。当制度得以完善，人性光辉和文化精华的一面便能充分体现出来。台湾人能从容不迫地活着，只是因为没有被当贼，他们确知台湾不属于蓝也不属于绿，确信自己才是家园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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